（來源：中國商報網）我們通過對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深度觀察和研究發現，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我國取得脫貧攻堅的偉大成就，為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而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又有利于推進高質量鄉村振興的遠大目標。尤其是實現農業、農村、農民現代化是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事業，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是全面振興，共同筑起鄉村現代化的世界體系。所以，我們探索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實現城市與鄉村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相互尊重、融合發展的內在邏輯聯系，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的一致性

我們認為，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我國改革開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本質上就是“以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因此，對于中國來說，要想實現共同富裕，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我國以高質量鄉村振興破題共同富裕，以此實現所有人充分的物質和精神自由，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許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陷入持續衰落、沖突不斷的社會矛盾，而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走上了高質量鄉村發展道路，這與我們國家提出實現共同富裕目標是完全一致的。

1、從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含義來看。

我們認為，共同富裕的提出并不是一個新命題，在經典作家那里早就有過論述。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共同富裕的思想內涵有三個方面：一是生產力高度發達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首要條件；二是消滅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三是共同富裕的實現是漫長的動態進程，“所有人的富裕”是共同富裕的終極目標，是一種漸進式發展的共同富裕。而從實現我國鄉村振興是共同富裕的含義來看，就是從打贏脫貧攻堅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通過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穩步邁向共同富裕。與此同時，脫貧攻堅是實現消除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的目標，有力促進了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促進共同富裕。我們從全國的范圍來看，當絕對貧困問題已經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更加凸顯之后，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出發點便向實現共同富裕的偉大目標轉變。所以，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邏輯起點是解決勞動力短缺、市場萎縮、經濟發展緩慢給鄉村可持續發展帶來的諸多挑戰。這些清晰反映鄉村發展滯后的表象及程度，揭示和探索鄉村振興戰略現實路徑的基礎。

我們認為，我國以鄉村振興推進共同富裕，為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實踐和理論基礎。農村和城市共同體的建設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建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尤其是我國擁有最廣大的農村以及相當數量的農村人口，到21世紀中葉當我國這個發展中大國實現共同富裕，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時候，就意味著世界范圍內最大的城市鄉村共同體的成功構建，這將帶動全人類早日進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想境界。

2、從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的不同階段來看。

我們認為，實現共同富裕目標是一個長期和艱巨的發展過程。在實現這一個目標的過程中，必然會面臨不同的發展形勢，經歷不同的發展階段。因此，我們從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分析來看，共同富裕發展有不同階段和內容。第一，從城鄉二元壁壘分析來看。20世紀50年代，我國向蘇聯學習，形成了城鄉二元體制。土地國有集體二價、產品“剪刀差”、農業基礎工業重點、戶口城鄉有別、工農差距明顯是城鄉二元體制的具體表現。而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有較大突破，但是這個問題并沒有從根本解決。第二，從城鎮化的情況來看。資本和勞動力是城鎮化的基本條件。根據國家統計局有關數據顯示，2017年城鎮固定資產投資631683.96億元，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641238.39億元的98.51%；而農村固定資產投資9554.43億元，僅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49%。2018年全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645675億元，其中第一產業投資22413億元，僅占3.47%；第二產業投資237899億元、第三產業投資375324億元，二、三產業占94.97%。大量資金投入不僅推動城市經濟實力、基礎設施、公共設施日新月異，而且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吸引大量農民工進城，這樣就出現了“空心村”。第三，從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來看。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是為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打基礎，也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打基礎。因此，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與邁向共同富裕兩者的內在邏輯發展是一致的。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共同承載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縮小區域、群體、城鄉發展差距的使命，是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重大戰略舉措，兩者本質上最終都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而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是邁向共同富裕的關鍵步驟，脫貧攻堅是鄉村振興的先決前提，鄉村振興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力量保障。因此，鄉村振興作為脫貧攻堅的接續戰略，在脫貧攻堅取得勝利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由此看來，在不同階段的共同富裕的內容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說，解決體制壁壘、城鎮化提速、收入差距縮小、鄉村發展不平衡及不充分的問題。但從本質上是一致的，就是始終圍繞著共同富裕的目標進行奮斗。但是，由于各地發展程度的差異性、階段性，鄉村振興目標的復雜性和艱巨性，以及共同富裕內涵的理想性和豐富性。所以，我們深入認識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的邏輯關聯，有助于規避實踐的偏差以及推動實踐的創新。

3、從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的本質來看。

我們認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我國全面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新征程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因此，我們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圍繞解決好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或者說，既要充分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也要更有效和更直接地回應人民群眾的關切、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問題。我們從經濟學的維度來看，共同富裕不僅要求整體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個較高水平，還要求不同群體間的差距得到合理控制與縮小。而實現高質量鄉村振興也是緩解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這對我國中長期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與此同時，共同富裕不僅體現在經濟收入方面的問題，還體現在城鄉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民生事業等差距的縮小問題。所以，我們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僅靠農業現代化是不夠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只是邁向共同富裕的要求。而高質量鄉村振興既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內容，也是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

我們認為，高質量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目標有著一定的邏輯關聯。比如說，高質量鄉村振興與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有直接的關系；高質量鄉村振興與農業、農村、農民現代化發展的關系；高質量鄉村振興與高質量發展的關系等等。由此看來，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在邏輯上是相互關聯的。用哲學的語言來說，它們是統一體中的兩個方面，相互依存和相互矛盾，共同推動事物的發展。

（二）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的共振性

我們認為，共振性本來是物理學和電動力學的一個詞。前者是說原子吸收共振線后發出的同頻率的共振熒光與激發共振熒光的共振線；后者是說當外來電磁波的頻率和諧振子的固有頻率相同時，諧振子會對外來的輻射產生很強的吸收。我們把“共振性”運用到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關系的問題上，是為了說明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同樣有共振性的作用，這樣就更加深刻和形象的說明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

1、從城鄉關系的共振來看。

我們認為，城鄉關系是廣泛存在于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普遍聯系與互動關系，或者說是城鄉共振關系。這種共振關系從一定社會條件下反映城鄉之間的政治關系、經濟關系、階級關系等諸多因素。因此，我們從城鄉關系的共振視角分析來看，鄉村振興與城鄉共同富裕的互動關系，在中國共產黨百年歷程中，城鄉關系共振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時期。一是從中國共產黨成立至新中國成立（1921—1949年）時期。這個時期城鄉關系共振集中的表現為：從解放戰爭前的城鄉分離到解放戰爭中的城鄉互助，從農業優先到農工商協調發展。城鄉關系中鄉村是中心，城鄉相互幫助、相互支撐，促進鄉村發展以恢復經濟。二是從新中國成立后實行計劃經濟體制（1949—1978年）時期。這個時期城鄉關系共振主要的表現為：黨和國家逐漸把中心從鄉村轉向城市，建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城鄉經濟關系體現為以城鄉統籌實現城鄉互助，在城鄉的不平等中鄉村向以城市為中心的國家工業化輸送農業剩余價值，與此同時工業品下鄉推進農業機械化，推動公共服務的進步和發展。三是從改革開放到黨的十八大前（1978—2012年）時期。這個時期城鄉關系共振主要的表現為：城鄉經濟關系在市場機制下“三農”問題凸顯，國家積極構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全面發展格局，鄉村獲得更多的發展資源，但城鄉發展差距仍在擴大。四是從黨的十八大以來（2012年至今）時期。這個時期城鄉關系共振主要的表現為：城鄉發展關系體現在鄉村成為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為有效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的問題，國家積極推進實施城鄉一體化發展、城鄉融合發展、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由此看來，在城鄉共同富裕的共振進程中，城鄉發展關系的邏輯是城鄉建設要服務于國家的經濟戰略和城鄉發展，要以生產關系符合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規律為原則。我個人認為，尤其是改革40多年來，我國城鄉關系共振性的演變，始終表現為農村與城市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唇亡則齒寒。所以，當下我們精準的解決城鄉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實現兩者的協調統籌，促進經濟社會的高效發展，就成為迫在眉睫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2、從共享發展的共振來看。

我們認為，堅持共享發展，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因此，共享發展的共振體現黨和人民的關系。共享發展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黨執政為民理念的嶄新表述，是黨和政府執政為民、服務于民的政策基點和時代命題。我們知道，共產黨的實踐歷程，就是踐行“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的歷程。共享發展理念和思想深刻闡釋為了誰發展、依靠誰發展和發展成果的分配等問題。因此，這是與人民最廣泛最關切的利益訴求形成的共振和共鳴。所以，我們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堅持共享式發展，是黨和政府在發展實踐中的自覺自醒，有利于破解社會發展的各類難題，消除人民參與經濟發展，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障礙，順應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期待，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由此看來，黨中央提出以共享發展理念來帶動共同富裕，既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也表明我們黨堅定不移地帶領全國人民走具有中國特色的共享式發展道路的決心與信心。

與此同時，共享發展是縮小貧富差距的重要路徑，共享發展理念和思想是共同富裕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多年來，黨和國家在“三農”領域推進共享發展、共同富裕，歷經了創造條件、探索實施、創新推進和全面提升的不同階段。我們黨和國家又根據不同階段采取了許多不同的政策和措施，使共享和共振正向著共同富裕和鄉村振興的偉大目標邁進。

3、從建黨百年的共振來看。

我們認為，從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的歷史共振來看，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堅持黨對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全面領導。在黨的領導和帶領下，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經濟社會各方面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這是有目共睹的歷史見證和事實！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是實現高質量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目標的根本保障。第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中國共產黨獲得人民群眾支持的根本原因就是始終堅持為人民謀利益求幸福，而帶領中國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正是人民群眾愿望的現實體現。這也正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第三，遵循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發展規律。我們黨提出，先富帶動后富的發展方向和路徑，這是社會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的必然結果。所以，在當下的高質量鄉村振興促進共同富裕進程中，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就成為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三）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的邏輯性

我們認為，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是遵循歷史和邏輯統一原則進行著的。或者說，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反映歷史和邏輯統一的宏偉目標，是立足我國國情農情順勢而為的一種邏輯發展過程；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歷史與邏輯統一的體現，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

1、從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的邏輯必然性來看。

我們認為，為了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1979年我國改革從農村開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激發了億萬農民的積極性，經濟建設的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成為歷史的必然。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開始了“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提出要不失時機地實施城鎮化戰略；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明確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據《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有關數據顯示，1981—2009年城市建設用地累計5369萬公頃；2011年城市建設用地418.1萬公頃；2000—2011年我國城鎮建成區面積增長了76.4%，城鎮人口增速為50.5%1；1980—2018年城鎮化率由19.39%增長至59.58%。由此看來，城市不僅在面積、人口等方面實現了量的擴張，而且在質方面的提升也相當迅猛。40多年來我國城市發展舉世矚目，與鄉村的發展形成強烈的反差，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尖銳。當下我們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重解決好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的問題。所以，實現共同富裕和鄉村振興成為社會歷史發展的一種邏輯必然性。

我們認為，共同富裕不僅指收入方面達到一定的平衡水平，還包含著社會上有多少人享有高收入、社會福利和福祉以及教育、醫療衛生服務等，以及精神生活的富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和國家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要擺脫傳統體制束縛，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推動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特別是從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只是促進共同富裕的第一階段。而加快農業農村發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歷史和邏輯必然，也是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和邏輯必然，更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歷史和邏輯必然。

2、從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的邏輯內在性來看。

我們認為，從我國提倡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發展的邏輯內在性軌跡來看。在20世紀50年代，我國就提出改變“一窮二白”落后面貌是發展的主要任務。因此，當時制定許多相關政策，大力推進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到20世紀80年代，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發展，當時倡導“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這樣就大大激發了大家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但是，我們應該客觀的認識到后來貧富差距還是拉大了，這就成為發展不平衡和矛盾突出的問題。據有關資料顯示，2018我國年基尼系數達0.4740。因此，為了“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斷邁進”成為頂層關注民生的重點。鄉村是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短板，而要讓貧困人口一個不落地邁向富裕，貧困鄉村一個不落地進入現代化，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就成為歷史與邏輯發展的一種內在必然性。

我們認為，從內生動力激發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來看，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因此，只有激發鄉村的內生動力，振興才能植根于鄉村的沃土之中。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建立農村社保制度，對鄉村的發展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這是一種“輸血功能”，更重要的是運用政策杠桿強化“造血功能”來激發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由此看來，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不僅要看個人收入的增長問題，還要看公共財政收入的增加問題，更要看公共財政收入是否用于民生事業、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等問題。所以，當下我們提出高質量的鄉村振興問題，最核心問題是承載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縮小區域、群體、城鄉發展差距的使命，是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重大戰略舉措。鄉村振興重在補齊農業農村發展短板，促進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及不同群體之間生活水平差距的持續縮小。鄉村振興的總目標是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共同富裕是農業農村現代化要達到的目標，這個大方向反映了歷史和邏輯發展的內在性。

3、從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的邏輯規律性來看。

我們認為，從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歷史進程分析，反映發展的歷史和邏輯規律性。簡要的說，我國鄉村改革經歷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重心轉移”→“新農村”→“現代化”→“鄉村振興”的發展邏輯規律性。黨中央國務院一直關注“三農”的問題。第一，提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82—1986年），連續5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對承包的合法性、放活農村工商業、競爭促發展、調整產業結構、取消統購統銷、增加農業投入、調整工農城鄉關系等方面做出了規定；第二，確立“重心轉移”（1987—2003年），工作重心轉移到城市，全國“打工潮”形成；第三，制定“新農村”建設藍圖（2004—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重心在新農村建設和農民增收方面，主要探索鄉村發展的新路徑；第四，確定“現代化”建設路徑（2012—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重心在農業科技、現代化、新動能發展，更加明確的提出鄉村現代化的發展路徑。第五，制定“鄉村振興”國家戰略（2018年之后），特別是黨的十九大做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決策，2018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行了全面部署。由此看來，頂層決策將責任承包作為鄉村發展的邏輯起點，但鄉村發展受限則會引起重心轉移到城市。重心轉移不是忘記鄉村，而是城鄉統籌、兼顧鄉村的結果，新農村建設的提出成為鄉村發展的邏輯要求；新農村建設進一步發展要求提升農業農村發展水平的實質要件，現代化提出成為邏輯展開。現代化水平提高要求鄉村整體水平提升，鄉村振興戰略成為發展的邏輯終點。我們從邏輯起點與邏輯終點的發展過程分析來看，不管中間經歷過多少復雜和曲折的過程，但始終呈現出共同富裕與鄉村振興發展的邏輯規律性。（作者俞則忠系浙江英冠控股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裁、高級經濟師）